大学与婚姻
1931 年我进入大学时，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了我得到安慰和保护的主要来源。我主修英语，并告诉妈妈我想成为一名英语老师，就像她过去一样。妈妈对这个想法很满意，我也是。这似乎是一个易讨好的主意。然而，它并不是我的秘密打算。我毫不怀疑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伟大的作家，甚至可能成为国际著名的小说家。我会一个人生活并写作。我会与其他人不同，但明显更好。鉴于我的秘密目标，我在写任何东西时遇到的巨大困难对我来说都是特别考验。此外，我对自己的写作非常敏感，即使我最终成功地将一些东西写在纸上，我也很可能把它藏起来并拒绝交出。很难否认，这与我所设想的未来不符。我以某种方式设法将其融入我作为知识分子和未来伟大作家的角色中，尽管我对此一直不太舒服。身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是挑剔的，身为一个未来的作家，我是超级敏感的。有一天，这些特征会增加我的声望，尽管它们目前很难应付。
同时，我阅读了大量的哲学和文学作品，并且很乐意涉足思想体系、推理法则，尤其是逻辑学。对于生活方面，我尽可能不去关心。在大学第二年，我遇到了路易斯，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男孩。他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就从书开始谈起。我们的话题扩大到他也感兴趣的哲学领域。他很少和女孩出去，很高兴能够和一个不会让他感到不舒服的人交谈。我们开始每天午餐时见面，然后每天晚上也见。在我们认识的几个月后，他向我求婚。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被求婚，也同样是他的唯一求婚。我和我的父母，或至少我的母亲讨论了这个想法。我父亲说他几乎不认识这个年轻人，对此事也很难发表太多意见。我的母亲虽然因为这个年轻人是犹太人而有些犹豫，但仍然对婚姻非常激动。她问我是否确定他真的是对的人，我说我是，但我真的不知道还能说什么。然后妈妈吻了我并开始安排派对。就这样，我订婚了。几个月后，我于1933年结了婚。我的丈夫不信教，主要是为了取悦他的父母，我们安排在改建后的拉比办公室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仪式。
我们结婚前的那个周日，乔治亚为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祝圣，那次我真的很感激。我对整件事感到非常不安，仪式前的下午，我出去散步，一路深思。然后我在一座天主教堂前停下来，我没有做任何祈祷，但我点燃了两支蜡烛，一支为我未来的丈夫，一支为我自己。这似乎是件好事。第二天，爸爸开车送我们去神殿。我对仪式太紧张了，不想举办一场复杂的仪式，所以我要求拉比尽可能缩短仪式时间。不到十分钟就结束了，我不知道拉比说了什么。意识到到我们结婚了，我和先生都有点惊讶。仪式结束后，我们各自回到父母家学习。我们在五月底结婚，正值期末考那一周。
海伦与丈夫路易斯
结婚一开始并没有为我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我还有两年的大学时光，我想完成它。结婚那年，我先生毕业了，决定进入图书业。当他开始工作时，我们没有任何生活来源，所以他暂时搬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公寓很大，有足够的空间。我并没有真正结婚的感觉，而且对这个安排很满意。我先生忙于图书生意，我则忙于学业。我希望这样的生活无限期地继续下去，特别是因为我的丈夫并不觉得这很难。家里有条不紊，吃饭也很准时，晚上他和我父亲下棋。然而，1935年我毕业后，我们突然被迫搬迁。我母亲病得很重，医生建议她解除所有家务压力。我的父母搬到了一家提供全套服务的酒店内的小公寓，我和丈夫搬到了附近的一个小住所。
我的父母不再需要乔治亚，但她已经和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已成为家庭的一员。而且，放弃公寓的决定非常突然，乔治亚根本没有机会去寻找人家。那时候的日子不好过，很少有家庭能请得起女佣。乔治亚从小就从阿拉巴马州来到北方，从未为任何其他家庭工作过，我的父母觉得有义务帮助她，于是慷慨地为乔治亚安排了她日后的生活。我和丈夫几乎请不起女佣，但父母同意继续支付乔治亚的工资，让她来为我们工作。我对此很感激，不仅仅是因为我不会做饭，乔治亚是一位多年朋友，我很高兴有她在身边。
我先生的书店离我们的公寓很远，当我们决定我也要在书店工作时，搬到其附近是明智的选择。我们在离书店几个街区远的地方找到了一间公寓，但我一点也不喜欢它。那里离我父母住的地方很远，我无法克服自己不属于那里的感觉。我开始在书店帮助丈夫，这也不是我喜欢的。我试图将其视为“我们的”店，但我永远无法做到。大约一年后，我病得很重，医生告诉我需要手术，这把我吓得半死。我做了恶梦，梦见自己被压在手术台上，脸上蒙着黑色面罩。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尖叫着醒来。我在恐惧中坚持了几个月，在这段期间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我又去跟医生商量了一下，他向我保证，手术并不算什么，在手术结束前我什么都不会知。他还相当确定在一周左右我又可以外出了。我病得很重，不能再拖延了，安排第二天去医院。
那天晚上，我独自坐下来，试着整理思绪。我想，如果我相信上帝会照顾我，事情就会变得容易得多，他毕竟有可能存在。当然，我不相信他这一事实与他的存在无关。无论如何，尝试合理的妥协不会有什么坏处，如果他存在的话，我会把手术交给上帝，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甚至可以再次相信他。尝试并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念了主祷文，把手术交讬给上帝，第二天我脖子上挂着圣母徽章就去了医院。
结果事情很不顺利，一切都出了问题。我昏迷了很长一段时间，四个多月没有出院。照顾我的一位护士是天主教徒，而且非常虔诚。她看到我戴的徽章后，以为我也是天主教徒。她告诉我，她每天都在为我祈祷，当我终于恢复知觉时，她献上了大量的感恩。她说，上帝对我很好，我能渡过难关真是个奇迹。我自己不这么认为，我对整件事感到非常愤怒，并且多年来一直对此感到愤怒。我想，如果这是上帝让事情顺利进行的想法，那么他肯定有一种令人讨厌的幽默感。护士不同意我的态度，相当生硬地说无论如何她都会继续为我祈祷，上帝会让我正确地看待事物，她认为我并不感激他为我所做的一切。
最后一句话听起来有些熟悉，让我更愤怒。我告诉护士，我当然无法阻止她祈祷，但我会感激她不要向上帝祈求另一个奇蹟，直到我至少足够强大来应对这个奇蹟。我说，考虑到所有因素，我很幸运能够倖存下来。事实上，我非常愿意在下一个奇蹟到来之前等待的时间长一些，我建议她告诉上帝不要着急。护士回答说，很明显，无论我的感受如何，我都非常需要祈祷，尽管我对上帝赐给我的奇迹缺乏感激，但她会继续努力帮助我。我对她持续的帮助毫无感激之情，所以我告诉她，我真正需要的是感觉好点并出院，而在我看来，祈祷不太可能对此有所帮助。
在医院的漫长日子里，我迫不及待地想出院，但当我终于回家时，我却一点也不兴奋。在我生病之前，我一直怀抱着一个朦胧的想法：不会有什么真正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现在我觉得只有坏事才可能发生，而真正的灾难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踮起脚尖走来走去，等待斧头落下。我现在不愿试探任何人或任何事，我确信没有人真正关心我，我的丈夫和乔治亚都无法动摇这个信念，我感到被地球和天堂抛弃了。我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最终我被迫承认我的身体好多了，不得不宣布暂停治疗，医生认为这个决定早就该做出了。然而，这却让我陷入了非常困难的境地，生病让我暂时摆脱了问题，但问题仍然存在，我的愤怒并没有帮助我解决它们。
多年后，我终于意识到我可能以错误的方式看待事物。我花了二十多年才怀疑这种可能性。在承认了这一点之后，我开始回顾迄今为止的生活，其中包括我对上帝的长期而不稳定的探索。很明显，我对此一无所获。诚然，错误可能是我的。也许，正如医院里的护士所说，我并不感激上帝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记得，以前我很难接受奇迹。尽管如此，我认为，人们只能尽其所能地创建人生课题，并且以我的方式，我觉得我已经尝试过。如果我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搜索，那么猜测搜索结果会如何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上帝存在的话(我对此非常怀疑)，他有一天可能会亲自提出宗教问题。如果他不存在，那么，事情就是这样。对我自己来说，搜寻已经结束了。
不过，我在重新考虑期间得出了一些更实际的结论。我确实没有找到心中的那片净土，但我突然想到，尽管如此，我有一个家。事实上，那一刻我正坐在家里，只是我之前不知何故没有註意到这一点。我也不是独自生活在其中，我丈夫和我住在那里。我终于开始思考他了，我认为，他可能会很好。当然，他不是上帝，但考虑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那样也好。他看起来确实是那种你可以与之建立相当良好关系的人。当然，这需要一段时间，有时可能会很困难，但我不妨开始关注他。我们结婚很久了，总的来说，我们都觉得挺好。
当我放弃寻找天堂时，我意识到我最好开始寻找在地球上度过余生的好方法。我承认，这可能很困难，因为我对这个世界仍然知之甚少。然而，我最好还是开始。乔治亚负责我们的家务，我们没有孩子占用我的时间。起初我又尝试了图书生意。我的丈夫是一位一流的书迷，他早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逃课和在公共图书馆享受阅读。他收藏了一间很棒的图书屋，而且对购买和阅读书籍比出售书籍更感兴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勉强度日，经济上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我们实在需要什么，我父亲通常愿意帮助我们。虽然图书业显然对我丈夫来说是合适的地方，但对我来说同样显然是错误的地方。我去那里的次数开始越来越少，而且每次去那里都会和丈夫吵架，我们在生意上似乎合不来。我开始感到自己陷入了困境，不知道如何摆脱它。
有一段时间，我在尘世的探索似乎和我对天堂的探索一样徒劳无功。然而，尽管我的忧郁情绪与日俱增，我必须承认我可以自由地做任何我想做的事情。我的丈夫在我规划个人事业时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鼓励，我的父亲也不反对支付可能涉及的任何费用。问题是我似乎无法下定决心要做什么。很明显，我不会成为我曾经憧憬的伟大作家。总之，我仍然主要在幻想的层面上考虑其他各种职业，而没有重视进行现实训练的必要性。我已经离开大学一段时间了，实在害怕再回到学校，其实是我变得非常害怕失败。
当对我将来的职业进行长期且频繁的讨论时，我的丈夫表现出了堪称典范的耐心。但我却非常不确定，以至于我花了好几年才做出些许决定。即使在我或多或少决定成为心理学家之后，我的努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仅限于与丈夫无休止的讨论、撰写课程目录以及与大学顾问讨论培训的可能性。事实上，我并不知道心理学究竟到底是什么。我只有一个模糊的想法，它有我需要的一些答案。我最终决定克服恐惧并进入研究生院，但代价是暂时将创业的想法搁置一旁。 1952年，我回到学校，几乎是强烈地想要取得好成绩。在寻找天堂失败后，我下定决心要在地球上取得成功。
我母亲在考虑”万事合一”的可能性时去世了，所以她没有机会得出任何结论。我记得她葬礼上的一句话:”……全能的上帝很高兴召唤他的女儿永远安息……” 我希望母亲也是如此。毕竟，这才是公平的。几年后我父亲也去世了。我和我哥哥一直相互不太了解，但在父亲葬礼后我们聊了很多。令我惊讶的是，哥哥问我，我认为父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告诉哥哥，他和父亲做生意已经很多年了，每天都见到他，毫无疑问，他比我更了解父亲。
“你知道，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我哥哥回答说，”我从来没有真正了解过他，我想也许你会知道。”
我只是摇摇头。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一致认为这已经不重要了。对我来说，这不是我必须放弃的第一个问题，也可能不会是最后一个。我愿意就此放弃。
上古之神只剩下乔治亚，她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她的头发已经白了，但除此之外她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我不知道她多大了，她也停止计算年龄了好几年。她仍然定期去教堂，每天为我祈祷，她坚持主还会向我显现，我总是微笑但不回答，我实在是无话可说。不过，我倒是喜欢乔治亚为我祈祷，我时不时地拿出我的圣母徽章，看看它。无论如何，我都不想失去它。除此之外，我不再常常思考宗教了。
第二部分
事实证明，宗教主题并不是一个定了局的问题，它以一种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再次被提出。事实上，一系列漫长而令人震惊的事件的第一次发生在一个特别出人意料的时间点。我已经从不可知论转向愤怒的无神论，已经到了只要提到宗教就会激怒我的地步。我以”科学”全副武装了自己，做好了反击的准备，甚至渴望与带有一点宗教色彩的想法进行战斗。我也对人们感到愤怒，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剥削倾向和缺乏考虑，其程度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我越来越感到自己被剥夺、不受赞赏和怨恨，却不知道自己非常沮丧和焦虑。我坚信自己终于克服了迷信，终于能够现实地看待事物了。
1938年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和先生去拜访一些住在远处的朋友。我讨厌公共交通并尽可能避免乘坐。结婚前我曾秘密搭乘计程车多年，但一般都会把计程车停在距离我们大楼大约一个街区的地方，因为我父亲强烈反对搭乘计程车，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现在我不再需要这种道歉行为。那天晚上我想搭计程车，尤其是在开始下雪的时候。我先生提醒我，路程很长，而且到地铁站只有一个街区。这让我很恼火，我没有进一步表示反对，愤怒地走向地铁，决心受难。当我们到达地铁月台时，一列火车刚刚驶出，我们必须等待大约二十分钟才能搭乘下一班火车。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变得更加愤怒。当下一趟火车终于到来时，车上已经挤满了人，我们不得不站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在非常热的散热器上找到座位。每到一个车站，当车门打开时，一阵寒风就会吹进来。
我越来越确定我会罹患肺炎，可能是双肺。我们周围的人都在咳嗽和打喷嚏增加了额外的危险，我几乎可以看到细菌的侵袭。我渐渐确信，我先生的粗心可能会带来致命的后果。他对报纸的专注满足也无济于事。除了危险之外，整个处境也让我感到反感。火车上弥漫着大蒜和花生的味道，人们看起来又破又脏。走道对面，一个双手沾满巧克力的孩子拍著母亲的脸，在她的脸颊上留下了脏兮兮的指纹。在她旁边，另一位母亲正在擦拭婴儿呕吐过的外套。几个座位底下的一个小孩从地板上捡起一些口香糖，放进嘴里。火车的尽头，一群老人正在激烈地争吵，大汗淋漓。我厌恶地闭上眼睛，感到胃里一阵恶心。
然后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一道耀眼的光芒在我的眼前闪现，完全充满了我的脑海。还没睁开眼睛，我彷彿看到自己的身影径直走进了光亮之中。她似乎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事实上，这种情况她就好像完全熟悉一样。她停下来，跪了下去，用肘部、手腕和前额触地，表情看起来像东方人在深深的敬拜。然后她起身，走到一旁，再次跪下，这次她的头枕在一个巨大的膝盖上。一只巨大手臂的外形似乎伸向了她，然后她就消失了。光芒变得更加明亮，我感觉到最难以形容的强烈的爱从它身上流向我。它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我喘着气，睁开了眼睛。
我看到光的时间更长了，在此期间，我以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度爱着火车上的每个人。光线褪去，肮脏丑陋的旧景象又回来了。这种反差确实令人震惊，我花了几分钟才恢复平静。然后我不安地伸手去握住丈夫的手。
“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一点,”我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这很难描述。但是，好吧……”我犹豫了一会儿，然后气喘吁吁地继续说道，”我看到一道强烈的光芒，一波又一波的爱从中涌出，当我睁开眼睛时，我爱每一个人。现在都过去了，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我的丈夫多年来一直是一位阅读广泛者，他断断续续地翻阅了一些有关神秘主义的材料，发现了一些有趣的主题，尽管几乎不值得进行科学研究。因此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惊讶，只是拍拍我的肩膀以示安慰。
“别担心，” 他拿起报纸，安慰道。 “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神秘体验，不要再想了。”
我尝试听从他的建议，并取得了部分效果。这段插曲与我的意识生活格格不入，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受到它的影响。尽管多年来我没有认真思考过它，这段经历还是悬在我脑海的一个小角落里。过了更长一段时间之后，类似性质的事情才又发生。同时，我继续学习，坚定不移地持守着无神论。
新的职业生涯和威廉·比尔·塞特福德 (William Bill Thetford)
先是做一名学生，后来再成为初级心理学家，我很幸运，各种机会都不求自来。毕业后，大学立即提交了一份基于我的博士论文的资助提案并获得了批准。专案带来了好结果，系主任给了我一份教学任务，并建议我递交其他提案。这次我的运气似乎有改变，我的愿景是领导一个庞大且不断发展的研究部门，并且非常渴望这些提案获得批准。在上面对我的提案进行审核的当天，我有些失常，出去走了走，因为我实在坐不住了。让我意外的是，我发现自己身处一座天主教堂，更令我惊讶的是，我点燃了一支蜡烛并祈祷，也许我觉得我应该再给上帝一次机会。然而，我不准备给他任何关于结果的选择，我希望这些提案得到资助，仅此而已。在我提出要求之前，我就知道结果会是什么，我所在的部门对我来说是个错误的地方，我不应该留在那里。这让我完全无法接受，我愤怒地走出了教堂。那天晚上我得知这些提议都被拒绝了，那一年是1958年。
之后的几个星期我什么也没做，变得越来越沮丧。没有工作我很痛苦，但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找。事实上，我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除了打电话给一两个朋友之外，我可能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最终我意识到我的观点不合理，并开始打电话。我一直在一个高度专业的领域工作，这个领域急需受过训练、有经验的人。我打电话的第一个人立即给了我一份希望的联络名单。当我正要尝试拨打朋友建议的第一个名字时，他先回电了。
“忘掉我给你的清单吧，” 他肯定地说。 “你认识比尔·塞特福德吗？”
“从来没听过他，”我回答。
“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 我的朋友继续说。 “他是长老会医院心理学课题的主任。这是他的电话号码。当你找到他时，一定要告诉他我说他在找你。”
我并不特别想在医疗机构工作，而且我的朋友告诉我的关于这份工作的内容也不是很吸引人。尽管如此，鉴于他的紧迫感，我还是第一个打电话给塞特福德医生。几天后，当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我说了一系列连我自己也听不懂的默语中的第一句话。
“他就在那里，” 我对自己说， “他是我应该帮助的人。”
很久以后，在比尔和我更加了解彼此之后，我也发表了类似的言论。这是另一个外来且奇怪的瞬间，它们似乎以某种方式闯入了我的意识，与我正在进行的生活没有任何关联。有那么一小会儿，我似乎置身于别处，彷彿在回应一个无声而紧急的呼唤：”我当然要去，神父。他被困住了，需要帮助。更何况，也只是这么一小会儿！”这种情况有点像是被遗忘已久的记忆，不知怎的，我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一个非常愉悦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在和谁说话，但我确信我正在做出某种我不会违背的明确承诺。尽管如此，我实际发表的言论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就像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在比尔办公室说的那样。
哥伦比亚长老教会医院
正如塞特福德博士在第一次面试中所描述的那样，这很明显没有多大意义。该职位与一个大型研究项目相关，此项目需要一名心理学家加入团队。这份工作与我的主要兴趣和经验无关，薪水和头衔也都不太理想。后来，当几个朋友问我到底为什么接受这份工作时，我给出了面试后与我丈夫讨论时提出的同样论点。这家医院是一家享有盛誉的机构；我可以腾出时间来做他们为我开设的咨询服务；我被告知还有资金用于我可以启动的特殊专案。然而，鉴于后来发生的事情，我似乎没有太多选择，那就是我该在的地方。
哥伦比亚长老会医院
起初，这份工作很糟糕。医院没有为该项目提供场所，而且越来越明显的是，”高层”更多地将其视为一种负债，而不是一种资产。当项目最终落脚在附近的公寓时，我陷入了职业生涯中最无聊、最困难的境地。这项工作不仅乏味，还很压抑。此外，它是在一种怀疑和竞争的气氛中进行的，这是我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随着我对比尔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也了解到心理学系本身也存在著严重的困难，资金和良好的人际关系都缺乏，令人沮丧。
和我一样，比尔到达医院时也有些惊讶。在一次专业会议上，他遇到了一位几乎不认识的同事，他坚持让比尔来医院领导一个新成立的心理科。当时，比尔在其他地方有一个他很喜欢的职位，没有考虑做出改变。然而，他受到了不小的压力，迫使他说他会考虑这件事。在持续的压力下，他同意去医院。主要是为了结束这件事，他表示，如果他获得一个他认为自己不可能获得的享有声望的头衔，他会接受这个职位。然后他就忘记了整件事。大约六个月后，他得到了新的工作、头衔和一切。
大约一年后，当我到达医院时，毫无疑问比尔确实需要帮助。他看起来憔悴不堪，急需有人倾诉。渐渐地，他向我讲述了他来医院以来遇到的许多问题。在他到来之前，还没有真正的心理系。医院里有许多心理学家独立工作，有些人甚至从未见过面。事实上，比尔工作的一个主要部分（虽然之前没有具体说明）是组织和管理一个有凝聚力的部门单位。这是一项艰钜的任务。当我到达时，新成立的部门已经分裂成派别，并被政治斗争和激烈的怨恨所困扰。除了表露无遗的敌意之外，人们对该部门也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冷漠态度，比尔似乎是那里唯一真正关心的人。正如他有一天告诉我的那样，“我愿意为部门做任何事情”，很明显他是认真的。这是我来之后第一次听到真正热诚的声音，它立即引起了回应。比尔和我达成协议，共同解决部门问题。
起初，我们的尝试令人心碎，尽管我们都没有认真考虑过撤销我们的承诺。我最初的努力是在截止日期前拼命地撰写拨款提案，绝望地试图引进急需的资金。这对比尔和我来说都是筋疲力尽的工作，而且也是一条死路。我们得到过鼓励和支持的承诺，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实现。除了这种反覆的劝阻之外，还有另一个我们都觉得更难以应付的压力源。比尔和我是一个不大有希望的团队，尽管我们有共同的目标，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刺激彼此本已紧张的神经。
比尔比我小十三岁，比我高一英尺多。他很安静，说话轻声细语，而且有点隐居的倾向。他的生活相当困难，当我见到他时，他的个人和职业处境都处于低谷。当时他很容易焦虑、忧郁，而且相当被动。尽管如此，他仍保留着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并暗自相信有一条真正的出路，而且他会设法找到它。相较之下，我焦虑到了神经紧张的地步，说话尖刻，工作强度让比尔感到非常震惊。我试着保持表面上的乐观和确定，但内心的悲观和不安全感却非常被看出来。我们也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处理人际关系问题。当比尔认为某种情况要求较高或有强制性时，他很容易退出且经常这样做。当他生气或恼怒时，他很少公开攻击，但更有可能变得越来越冷漠和反应迟钝。另一方面，我则倾向于过度参与，然后感到无可救药的陷入困境和怨恨。我的被强加感多年来一直在增长，已经变得相当大了。
在我们共同从事专业工作的最初几年里，比尔和我努力工作，但进展甚微。相反，挫折从最意想不到的方向向我们袭来。政治分歧仍在持续，人际摩擦也在增加。经费进一步被削减，人员流失率也很高。合作期间，比尔和我成为了附近一家医疗中心一个研究计画的顾问，每周我们在那里待一个小时。我们讨厌它，参与该计画的各个部门不断地争吵，并且变得越来越愤怒和竞争。我们在那里举行的每周例会并没有让我们从过于相似的职业环境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比尔和我之间的关系也逐渐恶化。在我们变得相互依赖的同时，我们也对彼此产生了相当大的怒气，我们真诚的合作尝试被我们日益增长的怨恨所抵消。我们完成的工作量开始减少，同时感到更疲倦。
海伦与比尔 1960年
转折点和一系列愿景
每天晚上我都会在家里回顾一长串的不满，我毫不怀疑比尔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越来越明显的是，对我来说最好的方法就是离开。然而，比尔和我似乎陷入了一种关系之中，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都讨厌这种关系，但我们无法摆脱。
改变来得极其意外。事情开始于一天下午，当时比尔和我要出发去参加每周一次的研究会议。他心里有事，很明显，但看得出他很难启齿。其实，他曾多次尝试开始，但都未能成功。最后他深吸了一口气，脸色微红，发表了演讲。他后来告诉我，这对他来说很难，因为他说的这些话听起来很陈腔滥调，而且很伤感。他并没有期待我会给予特别有利的回应，他只是说出了他觉得必须说的话。经过他的深思熟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使用了错误的方法，我们的态度变得如此消极，以至于我们无法解决任何问题。因此，他决定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
比尔在当天的研究会议上非常具体地提议尝试一种新方法。他打算心平气和，坚决不指责不抨击。他会从与会者的言行中寻找建设性的一面，而不是专注于指出错误。他要合作而不是竞争，显然我们走错路了，是时候采取新的方向了。对比尔来说，这是一篇很长的演讲，而且他讲话时加强了语气。结束后，他显然很不安地等待我的回应。我跳起身，真诚地告诉比尔他是对的，并说我会和他一起尝试新方法。
那天下午的会议上，我们都尽力了，但我们的表现都不好，不成功也并非完全失败。此后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事实上，整个部门的气氛逐渐有了改变。比尔在部门问题上特别积极，决心化敌为友。他在最初付出了相当大的努力，但最终还是成功了。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对抗也消失了。错误的人友好离开，正确的人几乎立刻出现。一个稳当且有趣的职位向我敞开了。尽管我们的努力不一致，而且常常是三心二意，但毫无疑问，它们已经取得了成果。部门运作顺畅、轻松、有效率。
海伦
同时，我感到有必要重新拾起之前因某种原因而断绝的友谊。在某些情况下，这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当分手是愤怒的并且我在过程中感到受到不公平对待时。有一次我犹豫了一年多。但我隐约意识到这些修复步骤是必不可少的准备期的一部分。随着部门情势的好转，比尔也将注意力转向了理顺自己的社会关系。我们都认为这至关重要。在处理自己的关系时，我们遇到了更大的困难，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这些尝试中试图互相宽容和理解，我们采取了一种新的方法，显然必须扩展到我们自己。虽然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我们之间仍然爆发着对立，有时是出于后来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原因，有时没有明显的原因。我们都意识到这是合作的严重障碍，是我们必须克服的。
就在我们认真地努力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时，另一种经历开始了。如果透过提到一个特有性来介绍这些事件，也许这些事件看起来更合理，因为这个特有性是我自己经历的一部分，多年来我没有想到它可能不具有普遍性。从我记事起，当我闭上眼睛时，我经常在脑海中看到非常清晰的画面。这些画面可以是任何东西：一个带z狗的女人、雨中的树木、摆满鞋子的商店橱窗、点燃蜡烛的生日蛋糕、悬崖边的一段楼梯。有时我会认出图片中的一部分与我实际看到的事物相关，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一些不存在的细节。大多数图片似乎与任何事情都没有关联。
虽然在入睡前脑海中的画面特别清晰，但我发现即使我睁着眼睛，几乎在任何时间我都能意识到它们。他们没有以任何方式打断甚至打扰我的公开活动。就好像背景中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心理活动在进行，如果我选择注意到它，它可以把更多的东西带到前台。多年来，脑海中的画面一直动也不动，通常是黑白的，看起来很像一系列互不相关的”静态照片”。然而，随着”合作尝试”的继续，这些图片开始呈现出色彩和动感，不久之后就以有意义的序列出现。我的梦也是如此，它常常以我入睡前开始的主题继续。
1965年6月，比尔和我共同决定改变我们的态度。从那时到10月中旬，当开始写”奇迹课程”时，大约有三个不同的连续幻觉和梦境图像进入了我受惊的意识。它们一直持续到写作阶段，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相互重叠。然而，为了尽可能清晰起见，我将分别描述它们。我不知道它们是不是具有像征性的表现，就像梦中的意像一样，或者它们是否与实际事件有某种联系。我看着他们就像在看一部电影一样，即使当我看著一个我知道是我自己的角色时，我也感觉自己更像是观众而不是参与者。
幻象系列
第一系列
这三个系列中的第一幅画面以一张无法辨认的女性外型开始，她披着厚重的衣服，低着头跪着，手腕和脚踝上缠绕着沉重的锁链。在她旁边，火从她头顶高高升起，火来自她附近低矮的三脚架上的一个大金属火盆。她似乎是某种女祭司，而火似乎与一种古老的宗教仪式有关。这个身影在几周内几乎每天都会出现，但每次都有明显的变化。锁链开始脱落，她开始抬起头。慢慢地，她终于站了起来，左手腕上还拴着一根短的、未连接的鍊子。当她站起来时，火发出了不寻常的亮度。我对自己对她的强烈情绪反应毫无准备，完全不理解。
当女祭司第一次抬起眼睛看着我时，我感到非常害怕。我确信她的表情会充满愤怒，眼神充满谴责和不屑。接下来的几次她出现的时候，我都把头扭向别处，但最后我决定直视她的脸。当我这样做时，我泪流满面。她的面容温柔，充满慈悲，眼神更是难以形容。在向比尔描述她时，我能找到的最好的词就是”纯洁”。她从来没有看到我担心她会在我身上发现什么，她不知道有什么值得谴责的事。我非常爱她，以至于我真的跪在她面前。然后，当她面向我站着时，我试著与她合为一体，要么滑到她身边，要么把她拉到我身边，但没有成功。
我接下来的反应更奇怪了。我突然被一种强烈的喜悦感席卷，几乎无法呼吸。我大声问道：“这是否意味着我可以恢复我的功能了？”答案虽然无声却十分清晰：“当然！” 我不敢相信自己能够体验到这样的幸福，如同那个答案唤起了我，有一会儿我不断地重复着:”太棒了！噢，多么美妙啊！”毫无疑问，有一部分的自己是我所不认识的，但它确切地理解这一切的真正意义。这是一种奇怪的分裂意识，我后来对这种意识更加熟悉。
第二系列
第二幅画面就像第一组一样，有时像白日梦一样短暂闪过，有时在睡梦中，包括比尔和我自己。我们出现在各种关系中，但实际的时间顺序相当混乱。看似非常古老的场景往往发生在近乎当代时间之后。在这个系列的第一幅画面中，我看到自己在一艘船上，疯狂地划著，但一无所获。环顾四周，我认出这个地方是威尼斯，那艘船是贡多拉。附近有一个又高又瘦的男人，很像比尔，靠在一根从水中伸出的条纹木柱上。他双臂抱在胸前，假装严肃地看着我。我越来越确定那是比尔，他打扮得像船夫，但衣服上散布著闪闪发光的亮片。他既没有动，也没有说话。然后我注意到贡多拉被一条粗绳子绑在码头上。这是一个愚蠢的场景，我一直在为不可能的事情努力，比尔没有提供帮助，但他的笑容并没有不友善。
本系列接下来的几件事相当模糊。比尔曾经以斗牛士的身份出现，穿着华丽的服装，从头到脚都是金色的。背景中有一丝竞技场的模糊印象，但那是最不清楚的。他的下一次出场是一名巫医，脚踝和手腕上都有羽毛，穿著草裙，戴着华丽的头饰，头饰上有羽毛和闪闪发光的珠宝。我则穿着一件简单的土布衣服。我们都是黑人，身处在茂密丛林中的一块空地。我似乎是来向比尔寻求帮助的，而他则以一种奇怪的舞蹈回应我的请求，并伴随着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大声喊叫。起初我感到很安慰，然后我开始害怕并求他停下来。由于他手中粗糙的木制乐器的敲击声和背景中越来越响亮的鼓声，他似乎没有听到我的声音。我惊恐地爬开，慌忙地以双手摀住耳朵试图阻止声音，没有再回头。
涉及比尔和我自己的下一个插曲似乎是故事中的故事。不同阶段的一个主题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得出一个残酷的结论。我是一个看起来像埃及神庙的女祭司，只是我知道神庙可能更古老。建筑物的两侧和后面依稀有巨大石像的轮廓，但由于内部光线昏暗，我看不清它们。不过，即使在昏暗的光线下，我也能看出这座寺庙很大，而且非常雄伟。祭坛是整座建筑中唯一灯火通明的部分，显得格外金碧辉煌。一道耀眼的光芒从我无法辨认的来源照射到它身上。华丽的珠宝在它周围闪闪发光，光滑、抛光的石头表面像镜子一样反射著光线。身为高级女祭司，我穿着非常考究，戴着一顶镶嵌着厚重宝石的王冠，但王冠上却不见了中心的大宝石。
此系列的最初场景中，我站在祭坛前，俯身在比尔身上，而他几乎赤身裸体地躺在地板上。我手里拿着一支矛，矛尖抵在比尔两眼之间的额头上。然后是一系列连续的回溯，讲述了导致这个开场场景的原由。曾经发生过奴隶起义，我正要杀死叛乱领袖比尔，他设法从女祭司的王冠上偷走了一颗大主红宝石。这不是一颗普通的红宝石，它赋予佩戴者神奇的力量。如果要将这些力量归还给女祭司，就必须杀死小偷，而女祭司的宗教信仰是权力和奴役，反抗她就是自取灭亡。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完全不符合他的个性。当我准备用矛尖抵住比尔的双眼时，我感觉到了强烈的愤怒和报复心理。他看起来并没有特别害怕，他只是抬头看着我，等待着。我做好了准备，准备把长矛压下来。出乎意料的是，我犹豫了一下，知道我一切都结束了。比尔会活下去，而我会死。当我扔下长矛时，我的死亡已经确定。该系列的最后一场景是我独自站在宽楼梯的最高一级台阶上，面前是一扇巨大的螺栓门。我当时就在寺庙外面，我的王冠和金色礼服都不见了，我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连身裙，两侧有污迹，脖子处有撕裂。我的面前除了沙漠之外什么都没有，风把热沙吹到我的脸上，我可以看到远处散落着白骨，我的很快就会成为其中之一。我狠狠地咒骂自己竟然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我慢慢走下楼梯时，愤怒使我颤抖，口渴已经刺痛了我的喉咙，风中弥漫着死亡的味道。
最后一个场景的情感影响是强烈而持久的。图像消失后，我仍然感到愤怒。第二天，当我告诉比尔这个故事时，特别是当我谈到红宝石被盗时，我的愤怒变得明显，就好像这一切又重新发生了一样。一幅红宝石的画面，美丽而火红，浮现在我眼前，在短时间内，这个场景对我来说变成了现实。我再次责备自己为一个叛逆的奴隶而死，而他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偷。我几乎无法抑制对比尔的愤怒，他的不安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是。我的愤怒程度令我们两人都感到惊讶。过了一段时间该系列的下一场景才出现，就好像我必须恢复一下才能继续前进。幸运的是，下一部分有所不同，尽管它对我来说也不太好。
比尔是一位身穿棕色长袍和凉鞋的方济会修道士，他正在拱形修道院走廊里走来走去，边走边读着一本书，走廊边是一片维护良好的绿色小草坪。中间有一个可爱的喷泉，水池里有鸟儿在沐浴，喷泉底部有一排排鲜豔的花朵，散落在草地上。时间不详，但修道院似乎在西班牙。我沿着走廊慢慢走向比尔，他一身黑衣。我的脸蒙着厚重的面纱，目光低垂，双手紧握，彷彿在祈祷。当我到达比尔面前时，我像个忏悔者一样跪下，谦卑地请求他的原谅。他没有抬头，我怒火中烧，站起来指责他无情。他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只是安静地继续看书。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书本，我愤怒又无奈地向后退去。在结果模糊不清的情况下，画面慢慢地淡出。
接下来的场景，显得十分古老，彷彿发生在最初的远古。依照出现的顺序，我再次成为女祭司，但这次类型截然不同。事实上，这位女祭司很像我所看到的那个有着纯真眼神的女祭司，她摆脱了沉重的锁链，获得了自由。她隐藏在一座白色大理石小寺庙里，这座寺庙坐落在宽阔、翠绿的山谷中。我不确定自己看到的她是不是实体。事实上，我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身着白衣的瘦小女人的轮廓，她从未到过比这个小房间门口更远的地方，那里有一个极普通的木制祭坛。上面燃烧着一团小小的火焰，不断地冒出一股白烟。女祭司靠近祭坛，坐在一张矮木凳上，闭着眼睛为那些向她求助的人祈祷。
有时我只看到寺庙外的山谷，有时那里似乎没有人，但有时又好像看见一大群人快乐地走在一起。队伍似乎向两个方向无限延伸，不知怎的我能感受到每个人在走向胜利时所体验到的深深的自由和团结感。我不确定女祭司在帮助他们所有人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但我能确信她的祈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也确信各地的人们都来向她寻求帮助，有些来自很远的地方。不过，他们没有直接与她交谈，他们跪在围绕一堵将圣殿内部和外部分开的矮墙的壁台上，向一个似乎充当女祭司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中介的男人表达着他们的需求。他留在一个巨大的、封闭的空间里，将女祭司和那些来寻求帮助的人分开，向她传达人们的需求。
海伦与比尔在埃及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看到那个人的脸，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认出他是比尔。他在女祭司履行职责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当人们告诉他他们需要什么时，他会走到她的房间门口，只说有一位弟兄来治病，他代表弟兄请求帮助。女祭司从未询问过任何人的名字，也没有询问过请求的细节。她以同样的方式为大家祈祷，静静地坐在祭坛上的火焰旁。她从未真正离开过上帝的身边，从未想过不给予援助，她始终确信他就在她的房间里。我确信她就是我自己，但又不确定。可以肯定的是，我怀著极大的爱看着她。
下一个场景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差。比尔和我现在都是19世纪中叶美国的奴隶，我们已经结婚了，但我很鄙视他。他比我年长，肤色深得多，而且非常虔诚。在我看来，这是愚昧无知，我看不出他对上帝有孩子般的信任是有道理的。他对我也有同样天真的信任，我知道这是没有理由的。实际的情节很模糊，但我推测某些确定的事情正在发生。我很漂亮，外表几乎是白人，而且完全不受道德约束。白种男人们开始喜欢我，我也很乐意交换好处。我不知何故达成了一项协议，获得了自由，但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比尔为代价的。我没有向他隐瞒我的计划，事实上，我很高兴告诉他所有的事情。他没有谴责我，也没有试图干涉。我转身背对着他，冲了出去，但我记得他眼里的悲伤。
该系列以最终的成就甚至可以说是荣耀结束。我站在一个似乎位于教堂顶楼的房间里，比尔坐在一架大型老式教堂管风琴前，脸上洋溢着喜悦的神情，演奏着亨德尔的《哈利路亚大合唱》。我们终于达到我们的目标了。我站在一座简陋的棕色木祭坛前，祭坛上上下写著两个字。我无法想像还有比这更不合适的词组，最上面的词是“Elohim”，当时我不认识这个词，后来才发现它是上帝的希伯来名字之一。另一个字”Evoe”，我认出是希腊酒神巴克斯的祭祀们在庆祝酒神巴克斯(Bacchus)仪式时的呼喊。当我看到这时，一道闪电从教堂后面射来，击中了祭坛，完全抹去了第二个字。只剩下“Elohim”，用亮金色的字母写着。哈利路亚大合唱达到了高潮，我立即认出了一个在灿烂光芒中勾勒出的身影，是耶稣从祭坛后面向我走来。我开始跪在他面前，但他绕到我身边，和我一起跪在祭坛前。比尔站起来，跪在他的另一边。然后，一个我越来越熟悉的声音用无声但非常清晰的话语说道：“那个祭坛就在你的内心。” 结尾的情感冲击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泪如雨下。
“你无法想象完全不带批判地
认识你自己和你的同胞们
所带来的巨大的释放和深深的平静。”
〜奇迹课程